那一年，我25岁，刚进博士班。我一边写作一边攻读学位。我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海水是蓝色的》，因为它不可预测的销售情况而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我在古典世界和大学生活中很自在，在那里我是一个小桃花源，我可以安静地转圈和阅读，隐藏自己，遇到一个巧妙的短语，我可以仰慕和深思很久，获得巨大的快乐。我不知道从哪里看到这个形容男人“体型巨大”的词，我苦苦思索。那是什么样的形象？我们中文系的教授温文尔雅，比例匀称，性格孤傲。然而，他们不能被称为坚定的。我的心里似乎有一种对粗壮的理解，但很难形容。

寒假过后，我遇到了这样一位大学教授，他身材高挑，身体强壮，沉着微笑，还教我们诗歌。因为他以前是体育系的，所以看起来和一般的中文系不一样。每个周末，我们都要在家上课，每个人都围着餐桌，不是吃饭，而是讲解一首诗或一句话。看到他笑着喷烟，我暗自心想，这是个威武之人吗？这位40岁的老师，当时在学术界非常活跃，精神饱满，锋芒毕露，上课也是他一个人上，但从未停止过饶有兴趣地看着他和他的家人。

他有一个妻子和两个儿子，也在大学教书。当我们的课程即将结束时，珍妮和他的小儿子有时会一起进门。珍妮带着一些日常用品或食物。小男孩10岁左右，背着小学生的书包，脱下鞋子，用好奇的眼神盯着我们，对生活毫不畏惧。老师们会停下正在讲解的课程，看着他们，有时还会聊上两句，让言语和眼神中有一种不经意的依恋。我渐渐明白，老师就像一滩绿柳。他微笑着，温柔地抱着他的妻子和儿子，还有两条船，一大一小，栖息着。因此，他是一个强大的人。

当我们离开时，老师家的厨房里传来了锅炉的声音，晚餐渐渐上桌了。我们在高架桥下漫步，朝公共汽车站走去。带着一点倦意，带着许多憧憬，我突然想到了我的未来。会有这么温馨的家庭吗？围着桌子吃饭的亲密感？一个背着背包的小男孩？天黑时，星星爬上天空。

暑假读完博士后，邀请了一群朋友来中国进行了近一个月的强势之旅。当我回到台北，我变得懒惰。开学前下雨了，秋天突然来了。我的同学打电话告诉我，患有癌症的珍妮已经去世了。我们一起去参加公共祭祀。他们想确定我已经回来了。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珍妮会康复，她还年轻，有一个慈爱的丈夫；作为一个被宠坏的儿子，她应该会好起来的。

那天，我去得很早，从头到尾，想着也许我能帮上忙。但是我能为你做什么呢？告别仪式上，扩音器里播放着费玉清动听的声音:“姐姐，姐姐，放开我的手，我不能跟你走了……”我诧异地抬起头，经过许多人，看见小男孩跪在地上。那时候他其实还是一个初中生，因为失去了母亲，他看起来很瘦。

我有一种冲动，想走过去，走到他面前，看着他那双漆黑的眼睛，说几句安慰的话。但是我没有，因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怕看到他的眼泪我控制不住自己。

生活中有很多意外，但当时我还天真地以为自己获得了学位，有了专职的教学岗位，还有人把我在美国的博士介绍为对象，只要我有足够的耐心，只要我努力，就能获得幸福。我也觉得这个家庭的坎坷就此打住，就此结束。

一年后，我陷入了一场由情绪引发的强烈风暴，面临着工作上的艰难抉择，突然听到老师脑梗中风，情况危急的消息。我去医院探望的时候，老师已经从重症监护室进了普通病房。听说意识清晰，曾经威武的身体躺在病床上，完全无法独立。家庭呢？那两个男孩呢？和我一起去的朋友试图和老师说话，但我闭上了嘴，没有出声。我只想问上帝，上帝的旨意是什么？你不是说天无绝人之路吗？这是一条怎样的路？

当老师从三宗换到荣宗开始做康复时，我去看望他。那天，他正在学习说话。50岁的老师应该是在学术界取得巨大成就的最佳年龄；应该是唱出精彩诗句的声音，一时难以捕捉:哦，唉，啊，啊...大汗淋漓，气喘吁吁。护士乐观地说老师表现很好，我们应该为老师鼓掌。当我走出医院时，我的眼泪突然掉了下来，我沿着绿荫路一路哭泣。这是一种多么荒谬和残酷的生活。

同时发生在我身上的伤害并没有停止。对付我的抑郁症总是需要很大的努力。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去拜访过老师，只从一些和老师亲近的人那里。老师出院回家休养。原来的房子卖了，搬到了一个安静的地方。偶尔，当车经过高架桥时，我还是会在岁月里回头朝那个方向看，带着一抹忧郁的忧伤。有一个属于我的秘密青春故事。

今年，我已经在大学全职工作了十一年，即将步入40岁。生活一下子变得忙碌起来，有广播，有电视，有演讲，但我尽量不让其他琐事影响我的教学，我总是带着愉快的心情走进教室，面对那双等待的眼睛。尤其是针对法商学院学生开设的通识教育课程，在很多与生活相关的问题上，我总是期待着把自己或者他们带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

每年因为学生构成的不同，班级的氛围也不同。如果有几个学生特别活泼，互动充分，就会迸发出奇妙的火花。有时候遇到安静但有思想的同学，他们的意见挑战我的价值观和认知，也很过瘾。一个学期的课不能指望给学生带来什么影响，只要能给他们提供实现自我的机会，就足够了。

这学期有几个同学听我讲故事的时候，眼神很专注。经济系有个男生特别出名。即使我不觉得我的笑话很好笑，他一定笑得很起劲。因此，当他不上课时，他似乎有点孤独。通常有这种参与感的学生在讨论时会热情发言，但这个男生几乎从不发言。该笑的时候笑，该点头的时候使劲点头，就是不说话。我猜是因为他不善言辞。轮到他做报告时，他从余虞丘的《文化之旅》说起祖国大陆的壮丽山河，没有讲稿，也没有提纲。侃侃谈起这件事，不像是商学院的学生，而更像是中文系的。我坐在舞台下面，抬头看着他。原来是这么高的一个男孩。明明是青春的脸，当报道流利时，却仿佛有一个苍老的灵魂，透露着浅浅的沧桑。他在台上讲话，容光焕发，自信满满，这与观众突然大笑的样子大不相同。当他结束报告时，掌声响起，连我都忍不住为他鼓掌。

冬天来了，通识教育课结束了，我在教室里来回走动，看着同学们在期末考卷上乱涂乱画。考卷一张张递到讲台上，我已经能从那些微笑或皱眉的脸上读出他们的成绩。

经济系的男生拿着一摞试卷走出教室，在门口等着:“老师，”他对我喊道，“我能耽误你的时间吗？”

我停下来告诉他只有一点时间，因为我急着去广播站。每周五的直播和预录让我有点焦虑。

好吧。他笑了笑，看起来很紧张，准备逃跑。“我只是想问你是否还记得一位老师……”他给了一个名字。突然说了一个名字，我觉得头晕。被烟尘阻隔的记忆，云烟散尽，微笑的老师突然很清晰地向我走来。我当然记得，即使多年不记得，也忘不了。

你是.....我抬头看着他，看着他黑框眼镜后面的镜头，眼泪是那么的岌岌可危。

当黄昏降临到教学楼时，天就黑了，然后星星就亮了。有一次，到了开饭的时间。现在，我们在充满生活的拥挤走廊里相遇。十几年后，他读完了五个专业，服完兵役，转学进了大学，专门修了这门课，认识了我。那个让我悬疑的小男孩24岁，正好在他年轻的时候，而我却是他妈妈的年纪。青春永不消逝，却从我迁移到他。

后来我听他谈过去，他纯粹是看到我在家里披头散发。当时我们没说过一句话，但他想如果他能和这个姐姐谈谈。我听他说，他连年遭遇不幸，在他的赞助下苦不堪言。他父亲住院整整一年。天黑后，他不想回家回到他空荡荡的家。我聚精会神地听着，但没想到不久之后，父亲就紧急住院了，母亲在医院日夜陪伴着我。每天忙碌的时候，我不得不回到空荡荡的家。在那些不可预测的日子里，我经常想起那个男孩给我讲的一个故事。在恐惧的黑暗中，他仿佛来到我身边，给我讲了很多年前我想说的安慰的话。所以我得到了安宁。当我突然遇到青春，我看到了岁月的悲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