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东升，三座古塔静静地立在京杭大运河边，美丽而凝重。运河水静静地流着，微风吹过，波光粼粼。站在河岸上的两根石柱上，深浅不一的磨损痕迹隐约可见，仿佛印证了当年拓荒者的足迹。三塔清晨，空气清新，树林里不时有鸟鸣，做早操的人走过嵌在草丛里的弯弯石路，岁月静谧。

静静的站在三塔旁，看着越秀花园，中间隔着一条路，一年四季亭台楼阁盛开，小区里的居民住的很舒服。透过岁月的纱帘，仿佛看到了五七干校雄伟的大门，记忆的大门爆开，父亲、叔叔、婶婶身着便衣的身影闪现在我们面前，当年的一幕幕接踵而来。

文革时期，位于当时郊区的三塔，非常荒凉。政府的“五·七”超干校，就在“三塔”旁边，就是“走资派”被劳动改造的地方。被贴上“走资派”标签的父亲被迫在这里工作，进行教育改革。当时学校停课闹革命，没课可上。有一次去给父亲送柴米油盐，坚持和父亲一起待在干校。也许是我心爱的女儿的一面，对父亲的内心是一种安慰。也许是我的坚持让父亲输掉了这场战斗。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下，我得以留下来，成为了唯一一名干校的小学生。清晨，当起床的铃声响起时，许多鸟儿在破碎的墙壁上的三座塔的顶部等了一会儿，盘旋着，然后自由地向天空飞去。这一幕和三塔残破的旧像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成了难忘的回忆。

干校宿舍前的一个小广场成了干校学生每天必跳忠诚舞的地方。年纪轻轻就成了转型中“走资派”的领舞教练。大喇叭下，大叔大妈们笨拙却认真地跳着舞，带着真诚的虔诚，却无力驾驭文革风暴中自己的小船。

我父亲是抗日老兵，革命胜利后留在江南，一直在当地工作。他是一个对党有坚定信念的革命者。他的工作作风沿袭了军队的传统，刚毅能干。但是文革期间，他和很多老干部一样，被边缘化为走资派。左翼学校的劳动改造和无休止的政治学习剥夺了父亲正常工作的权利，折磨着他的神经，经常看到父亲独自思考。下班后，父亲经常带我去三塔附近的河边清洗腿脚的泥巴和汗水。在运河上划船，经常看到追踪者逆水行舟，鞠躬，赤膊上阵，背着绳索，光着脚，叫着歌，一步一步踩着河堤上的石板或瓦片，神情坚毅地向前走，至今难忘。夕阳下，破落的三塔显得那么凄凉。

我现在已经记不清父亲劳动改造的内容了，但是有一件事深深的印在我的脑海里。干校后花园，有一片桃树林，桃子熟了。干校的学生都去摘桃子。是不同种类的桃，叫蟠桃，每个都是扁圆形，真的很可爱。父亲摘下桃子，示意我放在牌匾上。虽然贪婪的虫子爬满了我的肚子，但我也知道它从来没有被吃过。这是我父亲努力的结果。一个专门的人记录了每天的工作量。每天晚上在学习讨论的时候，我都会检查对比一下。被剥夺正常工作对父亲来说是一种煎熬，但因为有了我的陪伴，我总能在父亲的脸上捕捉到他对我独特的温暖和无与伦比的爱。我共用一个饭盒，睡在一张床上，享受着深沉的父爱。

很多年后，我常常庆幸自己能陪父亲在文革的飓风中经受洗礼，公司在多灾多难的日子里给父亲的心灵带来一些慰藉。三塔干校生活成了父亲革命生涯中的一段独特经历，也是很多老干部的一段独特经历。

站在三塔脚下，让我想起了父亲无边的思念，就像运河的水。三塔已经重建。他们不再是破壁人，干校也消失了。反而是生机勃勃的越秀花园。晨风吹过，带着往日的气息，但我再也没有见到我最亲爱的父亲。